《西方的敌与我———从柏拉图到北约》是一本适合各个层面读者群的学术著作。因为本书有很多有意思的探讨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诸多见解提出了挑战，或许你不一定完全认同本书的观点，但是一定能深受启发。耐心读完此书后，或许读者也能用这种批判式思维去理解更多的历史事件。

　　我想谈的是此书的中文译本。现在国内许多译著，尤其是学术译著，语言风格大都很糟糕，读起来晦涩拗口，每个汉字都认识，连成句子就不明白什么意思了。即使勉强能明白这些句子的大意，读来读去就是觉得不对味儿，不像中国人的话，很生硬。如有的译著喜欢用许多倒装句，这不是咱们汉语的习惯。

　　我们都知道译文要讲究“信、达、雅”，被称为译事三难。许多译作者外文功底不错，达到“信”的要求貌似不难，但翻译绝不仅仅是机械的双语转换那么简单，所以要真正忠实原文，其实也难，需要译者很好地了解原著所讨论问题的背景、文化语境、历史语境及思考习惯等许多问题。而要上升到“达”和“雅”就更加不容易，这是让许多翻译名家都很头痛的问题。要想在“信”的基础上做到“达”，译者需对本民族语言的使用得心应手，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让译文“雅”，即有一种符合原著本身风格的语言美感。总之，要有好的译文，需要译者对两种文化都熟悉，在两种语言上都能做到潜心琢磨，不可急功近利只求速成，尤其不可忽视对汉语本身的使用，要做到得体、得当，文采过与不及，都是不好的。而很多年轻译者恰恰输在此处。

　　《西方的敌与我》这本书的第一译者梅子满是名校文学硕士，且出于名师门下，文学素养高，此前已合译、独译过多种作品，如《大中华帝国志》等。对于原著作者戴维·格雷斯旁征博引的许多西方名著名篇，译者也了然于心，这方面的文学积淀对其翻译工作大有裨益。书中有许多为方便读者理解而增添的注释，诸如关于１１世纪法国南部恭维女性的风俗观念的解释（见本书第六章），令读者见识大增。梅子满同时是媒体工作者，文字功底了得，这一点在他的译文行文中显而易见。原著中援引了大量西方古典诗文，如《荷马史诗》、维吉尔诗作、《罗兰之歌》，还有《神曲》和莎士比亚作品等，有些著名段落是梅子满在借鉴前辈译者的基础上的新译，很有文采。而有些段落是少有人知的诗篇，国内尚无译文可做参考，个人认为译者对这些诗篇的翻译，也是韵律讲究，文采斐然（如本书第２０６页的那段诗篇）。由于译文在“达”和“雅”方面已达到一定水平，“信”就更不必怀疑了。总之，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一译著文字通畅明确，可读性强。这一点，在当前的外国学术著作翻译中是难能可贵的。